第07版:都市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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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13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李济深对同意“清党”深感内疚

  多重压力下同意“清党”

  

  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了武汉,国民党左翼当权,蒋介石不愿去武汉,留在南昌。武汉政府免去蒋的所有职务,蒋却在南昌委任军事长官,他企图将南昌作为首府。革命政府从此分裂分居南昌(后迁至南京)和武汉。

  工农运动在积极参与北伐的过程中发展很快。工会的总人数增至200万,农会则增至900万。很多地区的工人要求取消外国列强所享的特权,打倒地主豪绅、实行减租减息,并要求分配土地等,中共势力日益壮大。这一切引起蒋介石右翼分子的害怕和不满。他们认为过于激进的主张会招致外国列强的不满。他们还担心国民党的地位将日趋为中共所替代。而且随着北伐的胜利,大量反动军阀部队被革命军吸收,部队一下子由原来的8个军扩充至几十个军,投降的军官大多出生于地主、豪绅家庭。他们仇视工农运动,疯狂地反对共产主义。

  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等提出要“清党”。1927年年初,蒋介石应这些人的要求同武汉方面的领导人进行了一次谈判。3月中旬,武汉方面决定加强国共两党的合作,支持工农运动以限制蒋介石的权力。于是掌握了军队大权的蒋介石公开表示了他反共反苏的决心,同时镇压工农运动,着手策划“清党”和驱逐苏联顾问。

  负责广州工作的我的父亲李济深没有卷入蒋介石与武汉国民党领导人的“迁都之争”。3月,父亲还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和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父亲受到国民党党内反共人士的影响,日益倾向于蒋介石。父亲认为苏联派往中国的共产国际的代表看似帮助中国搞革命,实际是“阴谋策划想从中夺权”。父亲对他们的做法不以为然,觉得迟早要分裂的。当时广东的工农运动愈演愈烈。不仅工会、农会比比皆是,工农还有自己的武装,如“纠察队”、 “自卫队”等。他们本是反帝、反封建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再加上经验也少,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就拿广州的工会来讲,内部成分复杂,帮会习气严重,不仅工会与工会之间的冲突不断发生,甚至发生械斗。这所有现实的问题不仅让父亲头疼,感到广东的社会秩序难于维持,而且也受到其部属中那些对工农运动不满的党政官员,特别是反共军官的压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和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都有反共倾向。1927年春,陈济棠就要求父亲公开谴责武汉政府,宣布反共。在遭父亲拒绝后,陈直接报告蒋介石,要求“举行清党”。父亲所极为信任的部下的这种行为不仅给父亲的压力很大,或多或少影响了父亲的想法,最终同意了“党内肃清”的决定。

  

  私下挽救中共党员

  

  3月下旬,父亲接到蒋介石从江西发给他的电报,要他和黄绍竑到上海商议要事,他俩一到上海,就被接到北伐军总部,李宗仁和白崇禧已经在那儿等侯了。1927年4月2日下午,蒋介石在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国民党高级将领和部分监察委员讨论反共同题的秘密会议,出席会议有父亲、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陈立夫等人。决定全国“四一二清党”。父亲就在4月12日回到广州,马上在文德东路26号二楼通知共产党联络员陈秋帆来(新中国成立后陈秋帆是广东省办公厅主任),在二楼父亲怕隔墙有耳,在一张报纸边上写道蒋介石决定4月12日全国“清党”,并请陈秋帆再看一遍,并问陈记住了没有?陈说记住了。父亲便撕下报纸在烟灰缸烧掉。陈便马上去通知,很多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人得到了转移。

  蒋介石因为怕我父亲“清党”不力,便派其亲信钱大钧及“中央代表”朱家骅进行监视及亲自执行“清党”。父亲因不认识共产党的其他人员,为了挽救他们,便请梁漱溟去被钱大钧关押(约2000人)的“南关戏院”训话,然后将他认识的共产党朋友一一放掉,又避免了一些共产党人牺牲。

  4月14日,父亲与蒋系“中央代表”朱家骅及蒋的亲信钱大钧去黄埔军校找负责人方鼎英谈话,并给方看了蒋介石的“清党”密令,要方执行黄埔军校“清党”。方提出三点意见,主张让清出来的共产党员“自由离校”,我父亲同意这个意见,但朱家骅和钱大钧不满方的主张。他们成立了黄埔军校“清党委员会”,以反共分子胡靖安等为委员,对黄埔军校进行了“清党”,杀害了大量共产党人。

  4月18日,中央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胡汉民任主席。执行委员会包括蒋介石、吴稚晖、古应芬和陈铭枢。

  5月2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局宣布国民党广州政治委员会分会成立,分会委员包括父亲、古应芬、黄绍竑,戴季陶、李宗仁、白崇禧、宋子文、陈孚木、甘乃光、陈可钰、朱家骅、李福林。父亲任分会主席。广州特别委员会宣布结束。6月24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又决定改组广东省政府,父亲任省长。

  蒋介石的“四一二清党”行动后,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严厉谴责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宣布开除蒋的党籍,撤销其北伐军总司令一职,并决定要讨伐蒋介石。但很快由于湖北、湖南先后发生国民党将领夏斗寅、许克祥的反共事变,其他的军中领导人也给汪精卫施加压力,以及两湖地区工农运动的高涨,武汉政府的财政困难的原因,汪精卫也于7月15日在武汉发动“清党”反共。

  

  堵击南昌起义军

  

  北伐时期率领过第四军第十一师的张发奎如今已扶摇直上,任武汉政府所属的国民党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在张的军中有不少共产党人。汪精卫发动“清党”反共后,张担心第四军团总指挥唐生智可能会解除他的部队武装(唐当时有10万兵力)。他以支持汪精卫讨伐蒋介石,与左路唐生智的部队汇合为理由,率第二方面军(包括黄琪翔的第四军、叶挺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开往九江和南昌地区。7月下旬,叶挺的师和贺龙的军队以及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先后到达江西南昌。8月1日由中共党员朱德领导的朱德第三军的军官教导团以及南昌市部分公安武装,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发动南昌起义。他们打败了南昌的驻军,攻占了南昌,这便是八一南昌起义。起义胜利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由谭平山、贺龙等25人组成。该会发布了《宣言》和政纲,军队重组,组编了分别由贺龙、叶挺、朱德领导的3个军(共3万人)。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长。8月5日,起义军离开南昌,前往广东,意在夺取广州、海南岛的海口,恢复革命根据地。

  当南京国民政府得知中共的部队正向广东开拔时,急令父亲派兵堵截。接着又命令父亲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统率两广地区军队消灭起义军。父亲派钱大钧率三十二军守在广东、湖南边界上堵击起义军。8月下旬,起义军到边界上,并打败了钱大钧的部队。钱撤退后重组再次组织进攻,又失败了。父亲重组军队分三路迎战共军。左路防守北江地区的是云南的范石生部队,中路是黄旭初的广西军两个师,右路是钱大钧的第三十二军。但起义军早已往东,开向广东东部的潮汕地区。父亲一边下令中路和右路部队紧咬不放,一边又下令陈济棠的第十一师、徐景唐的第十三师,再加上新组的薛岳的第二师组成东路军,委陈济棠为总指挥对起义军进行阻截。父亲还命令第八路军副总指挥黄绍竑任代总指挥,赴前线全权指挥各路部队的作战事宜。

  9月下旬,起义军占领了潮汕地区后,一部分部队留守潮汕,主力又往惠州开拔。9月底,黄绍竑下令各路军对揭阳、泊坑、三坝河地区的起义军发动猛烈进攻。由于力量对比悬殊,起义军伤亡惨重,没有守住潮汕和汕头。以后起义军在流沙一带失败,溃不成军。起义军领导人逃往香港。起义军一部约2000人,在三坝河由朱德、陈毅率领到达湘粤赣边和湖南开展游击战争。后来这支部队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所率的部队,共同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新编第四军。另一部分约1200人在海陆丰地区,配合当地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不久被余汉谋围剿,遭到失败。

  

  对“清党”活动深感内疚

  

  以上是父亲1927年支持并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清党”的活动情况。父亲1949年加入中共政权后,曾在北京说那是他一生最不光彩的一段历史。对于这段历史,父亲后来深感内疚。他回忆说:“国共分裂时,我在广州。北伐军占领上海后,蒋介石到了上海,他打电话要我到上海去,商量局势。可恨我当时认识不够,在吴稚晖、蔡子民、张静江等人的怂恿下,赞成了‘清党’主张和在南京成立另一政府,造成了宁汉分裂之势。后来‘两广亦开始清党’并‘命令各个军队清除中共’,我‘应负担很大的反革命的责任,因为我当时的地位是总参谋长,后为留守总司令,第四军军长,又以人事历史关系,除少数蒋介石私人干部外,多数都与我有关系,都是我的旧部,有举足轻重之势’,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计的’,‘因而每想起这件事,我就深感内疚,对不起人民。’”

  (摘自《我的父亲李济深》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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